从三国时荒无人烟的隙地，到现代社会高度发达的滨江新城，在两千年的历史进程中，有一个群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，他们的名字理所当然地镌刻于青史，铭记于人们心中。
（1）闻名淮东的“汪泰兴”
汪穀（生卒年不详），字次元，江西婺源人。进士出身，，北宋嘉祐间泰兴县令。
汪穀在泰兴任内，有一年发大水，田与江通，百姓无以为食，转运使仍向各县频催秋赋，不肯宽限。汪穀审视灾情，拒不执行，并豁免全部秋赋。转运使大怒，复办文催索，急如星火。汪穀毫不惊惧，处之自如。朝廷派遣龚鼎臣至淮南调查安抚。龚到泰州通知各县令聚至州衙，责备说：百姓已饿得不能生存，而你们却强行收赋，为民父母岂能如此？泰兴县令为救灾民，赦免田赋，值得推崇。龚即趁泰州知州宴请之际，邀汪穀入座，后又具奏章推荐。
当时，县内滨江地区，农民多依沙围田，因江潮冲刷，时间一久，沙溃田毁，而农民却仍需按原田亩数交纳赋租，此事经历数十任县令都无处求免，唯汪向龚鼎臣呼吁，奏请朝廷连同陈欠一并免征。汪穀为民请命，为泰兴百姓所赞颂，“汪泰兴”遂闻名淮东。
（2）断案如神的刘宰
刘宰（生卒年不详），进士出身，南宋嘉泰二年泰兴知县，因处事机敏，善于断案，深受百姓爱戴。
一次审讯杀人犯时，犯人陈述杀人原委称：曾在神前祈祷，刀跳三跳故杀三人，这是菩萨指示不能违犯。刘宰当场斥责其言行之荒谬，并请示上级，拆毁妖庙，将凶犯斩首示众。又尝巧判租牛一案：邻县某向泰兴某人租一牛，双方为儿女亲家。牛主亡故，亲家趁治丧之际偷走租券。牛主之子屡讼于官，不得直。后诉至刘宰前，刘即觅二丐，告以情由，假系入狱。审讯时，丐按嘱诡称盗牛卖于邻县租牛人，刘宰即派人同丐前往验看，租牛人称：“牛租自泰兴”。丐力辩为己所卖，租牛人急出示租券为证，遂与衙役相持到县。最后盗券者被迫还牛偿租。再如金钗案、不孝案均可见其苦心孤诣：一富室遗失一金钗，在场者为二女仆，送官后，均称冤枉。宰即令二人各领一芦管回家，明日验管。并宣称清白者管长不变，盗窃者管将长二寸。翌日审查，发现一管未动，另一管短却一段，讯问后，真相大白。
刘宰为教化县民，曾作《劝农文》广为宣传。
（3）重建家园的吕秉直
吕秉直（生卒年不详），和州人。明洪武元年泰兴知县。连年战乱泰兴“垣堞残毁”，百姓“家道荡析”，原有城墙和城内民房，包括宋高宗绍兴年间建的孔庙均“燬于兵”。
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，吕秉直带领泰兴人民克服困难，重建家园。《光绪泰兴县志》记载：“元邑新附，披榛翦棘，百废具举，为政不事苛细，务以廉耻风人。” 《嘉庆泰兴县志》评价吕秉直：“为人纯笃无伪，果敢有为，为政大体，尤敦尚廉耻，邑人称慕之。”
（4）贷粟惠民的蔡暹
蔡暹（生卒年不详），零陵人。进士出身，明成化十八年泰兴知县。
蔡暹在泰兴仅做了一年知县，但深受百姓爱戴。《嘉庆泰兴县志》称他“政教兼举，宽猛得宜”，《光绪泰兴县志》称他“政洽民隐”。他在泰兴最大的功绩之一是当年泰兴大饥荒，他“贷民粟一万三千三百余石”，故“人蒙其惠”，老百姓得到实惠，度过了饥荒之年。他去任离开泰兴时，还把泰兴西南一带水患严重，急需筑堤的实际情况上报扬州同知李绂，后来，朝廷根据蔡暹的建议，“筑堰邑西南，自保全乡至庙湾港，长一万六千九百二十五丈，广三丈五尺，高一丈”，解决了长期威胁泰兴西南一带的水患，老百姓得以安居乐业。
（5）“强颈”为民的罗贤
罗贤（生卒年不详），蓬溪人。举人出身，明弘治十四年泰兴知县。罗贤任内重教育，“勤劝课”，大兴水利，疏浚了县西南三十里处的新河。泰兴乡贤张羽称赞他“茂宰时怀洚水忧”。《光绪泰兴县志》评价他“政在惠民”。
罗贤还是有名的“强颈”县令，史书上称他“不避强御”。泰州光孝寺僧想侵占泰兴百姓的良田，百姓奋起反抗，光孝寺僧“争田不得”，就想了一个坏主意，把这些本不属于他们的田地献给京城的皇亲国戚，这些权贵拿着光孝寺的献地文书到泰兴来测量田地。罗贤慨然道：“夺贫民产，以益贵豪，令不为也。”他顶住压力，坚决制止了权贵的胡作非为，使光孝寺僧人借刀杀人的阴谋破产，从而保护了泰兴百姓的利益， “民业始定”。
（6）筑城安民的姚邦材
姚邦材（生卒年不详），字抡伯，浙江归安人。进士出身，明嘉靖二十九年泰兴知县。
时泰兴境内内忧外患，一方面，盗贼横行，危害百姓；另一方面，“海氛孔亟”，倭寇经常骚扰。姚邦材上任后，安抚百姓，休养生息，使泰兴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。对倭寇则是“增置城守”，当朝廷下达筑城命令后，泰兴百姓担心要负担沉重的劳役，“浮议”不断，姚邦材体察民情，调度周详，富家量力出钱，贫者计口给粮出力挑堑，于是，民心趋一。在施工过程中，昼夜兴作，“惩奸劝勤”，施工人员“莫敢怠遑”，畚锄鳞次，城墙“阅期月而功告成”。城墙建成后，泰兴的老百姓民心安定，很感激姚邦材。不久，倭寇又来骚扰泰兴，军士在城墙上射杀两个倭寇，面对“高城深池”，倭寇无可奈何，只得退去。告老还乡的原兵部侍郎张羽惠“桑梓之念，江湖之忧，赖以一释”，挥笔写下了《泰兴县城堑落成记》，颂扬辛勤筑城的县令姚邦材： “君候遗爱比甘棠，吾民世世铭肺肠”。
（7）画疆制匡的许希孟
许希孟（生卒年不详），河南固始人。进士出身，明嘉靖四十五年泰兴知县。
当时，泰兴“沧桑屡易，地瘠民贫，加以田赋不均”，土豪劣绅占有大量肥田沃土，却千方百计地通过降低土地等级和隐瞒面积来逃避赋税，把沉重的赋税负担转移到广大农民身上，贫苦农民不堪忍受沉重的赋税，离乡背井，远走他乡。许希孟发现了这一弊端，“亲行畎亩，画疆制匡，以五等定则，仿古户役法，诸徭悉均之田，著为令”。在测量过程中，许希孟认真负责，亲为踏看，“相地之高下肥瘠而一一区分，其等第不爽毫发” 。许希孟的这一行动，遭到泰兴土豪劣绅的抵制。有乡民向许希孟反映测量中的问题，县衙里的“奸胥故短其度以量之”，所以测量的结果和过去一样，许希孟亲自重新测量，发现问题，“奸胥立置于法”。史书上说，许希孟“通敏明决”，“有奸胥蠹役舞文玩法者，立毙杖下”，“ 见者慑伏”。于是，“邑人称快”，“百姓始有田里树畜之乐，而邑赖以安。”
为了纪念许希孟，泰兴百姓为之建祠，将当日丈量土地的木制“准则”，用作许公祠的门槛，并将许公用过的“矩矱”存放在祠堂中。
（8）教化民风的段尚绣
段尚绣（生卒年不详），湖广黄梅人。举人出身，明万历十四年泰兴知县。
其时的泰兴由于穷困，不少人沦为盗贼。段尚绣到任后，以长者的风度宽以待民，让百姓休养生息。同时，注重对泰兴百姓的思想道德教育。在他主持下重修了损毁已久的庆云寺。那一年，泰兴大旱，段尚绣亲至庆云寺祈祷求雨，“甘霖应祷至，四郊霑足。”在黄桥，他重修了顾孝子墓，镌刻“宋顾孝子墓”碑，并亲写小序，称“孝子之孝，感天地，格鬼神”。 对沦为盗贼的平民，他改“剿”为“抚”，加强教化，改善生存条件，使盗贼得以肃清。泰兴有一些商人，常常通过行贿来谋取非法利益。段尚绣抵制他们的利诱，不受他们的贿赂，但同时又不用苛刻严急的政令来厉约他们，而是给他们一个宽松的经商环境，保护他们的合法利益。在他的治理下，泰兴的民风日趋淳朴。
（9）织布济贫的张行澍
张行澍（生卒年不详），字瀚门，河南祥符人。举人出身，清道光二十八年泰兴知县。
这一年六月，泰兴遭到强台风袭击，江水暴涨，平地水深数尺，沿江百余里房屋被大水冲没，受灾的百姓全部“露栖”。张行澍召集官吏和地方上的乡绅商议集赀，按人口赈灾，发放口粮。在他的努力下，泰兴老百姓大灾之年没有人饿死。第二年，张行澍又带领百姓修建了坚固的江堤，疏浚了诸港及其支流。
张行澍廉洁奉公，生活清贫。他很孝顺母亲洪氏夫人，把母亲接到身边。张母不肯清闲，跟在老家一样，整天忙着纺纱织布。张行澍挤出有限的生活费用，采办棉花等物资，支持老母织布济贫，以至一年四季后衙机杼之声不绝于耳。冬天，张行澍将母亲亲手缝制的棉衣拿来救济穷苦百姓，自己却不肯留下一件新衣过年。张行澍死后，家徒四壁，一个叫孙寅的泰兴人因事到河南去，路过张行澍老家，目睹张家清贫之状，不禁凄然泪下，拿出盘缠来帮助张的家人。
（10）“博爱”县令龙璋
龙璋（1854—1918），字研仙，号特甫，别号甓勤，晚号潜叟，湖南攸县人。举人出身，清光绪间两任泰兴知县。辛亥革命后历任湖南参议院民政司司长、湘西巡按使等职。
龙璋十分关心农业生产，担任泰兴知县不久，即上书督抚，陈述兴修水利的重要性。报告获准后, 又发布《劝民开港修圩文》,动员县民全力投入，先后开浚干河十余处。他创设蚕桑公所，从浙江湖州购进桑苗二十万株,并编写了三万字的《蚕桑浅说》，广发四乡。民国二年，全县桑园已达624亩,桑树30万株。
龙璋尤致力于教育改革，率先将泰兴襟江书院改为县学堂，捐款三千多块大洋，用于建筑校舎、购置书籍及设官医局。龙璋还大力倡导出国留学，如丁文江、周铭辰、王一飞等都得到他的帮助。
龙璋在泰兴六年，政声颇佳，被泰兴人尊称为“龙青天”，民间至今仍流传着“龙璋脱靴”的故事。
龙璋还大力支持革命活动。早在1903年，黄兴、章士钊为筹集建立华兴会的经费，特赴泰兴拜访龙璋，结果如愿以偿。1904年黄兴因万福华案在上海被捕，蔡锷赶到泰兴向龙璋求救，龙璋“得千金购物付狱，奔走营救，从上海会审公廨将黄兴保释出狱。龙璋的革命业绩得到了孙中山的高度赞誉，孙中山曾亲笔书写“博爱”二字相赠。